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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生态补偿机制财税政策研究

来源:财政部    发布时间:2016-07-13 15:18:54

  从时间纵轴来看,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自然生态补偿,主要是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对外界压力的缓冲和适应能力;第二种是对生态系统的补偿与维护;第三种是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手段,即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实现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内在化。对于其内涵的表述现在没有统一的界定,各个学者对于其认识各有侧重、各有角度或者只涵盖了生态补偿某一或某几个因素。

  国外生态补偿概念更多是指“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 )”,是指根据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量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者支付费用,以激发他们保护环境和进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国内的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角度定义了生态补偿。从生态环境外部性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1.环境资源价值论。环境资源是具有价值,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条件。享受环境资源带来的服务就应支付相应的补偿。但是目前没有一个详实的资源价格体系为参考。因此这就是开展生态补偿的原因——把它作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而对于生态环境特征与价值的科学界定,就是实施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2.外部性理论。生态环境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经济学上认为,具有外部性的资源配置是低效的,存在帕累托改进。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当正外部性存在时,社会边际成本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收益是相背离的,供给不足,这时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即政府干预来解决。具体说,就是在外部性场合通过政府的行为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构建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就是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的核心。

  3.公共物品理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大部分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产权或自由进入的特征,即使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它提供的服务功能也很难做到排他。这意味着,如果仅以市场为主体提供,那么每个消费者都不愿意自己掏钱去购买,而意图“搭便车”,最终结果便是没人能够获得这种公共性的服务。由于生态环境天然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如何界定主体的责任与义务成为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我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统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环境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补偿机制强调用“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审视生态环境资源,重新评价生态环境资源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所体现出的生态价值,进而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能够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

  (二)建设长江流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必然需求

  我省地处长江上游,其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长江流域生态安全,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对维系全国乃至全球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压力仍然较大,完善基础设施、防治地质灾害等任务繁重。加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是建设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的必然需求,对全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意义重大。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从各地生态功能区位特征与经济发展现状看,重要生态功能区与欠发达地区基本重合。长期以来,生态功能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保护好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受控和产业发展受限,严重地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生态脆弱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和稳定补偿渠道,有利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缓解不同地区由于环境资源禀赋、生态系统功能定位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四)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方法经验的现实需要

  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尤其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因此,我省有必要在重点领域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西部乃至全国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

  三、我省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总体情况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在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各项生态补偿政策基础上,围绕打造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总体目标,对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水利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为推动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功能,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质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通过补助方式从农民手中换取生态的一种产品形态。该机制涵盖了我省阿坝、甘孜、凉山等民族地区。

  (二)岷江和沱江流域生态补偿

  我省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是上下游之间的污染赔偿性补偿。主要的做法是从2011年9月起,在眠江和沱江流域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共设置32个监测断面。其中考核断面24个,对照断面8个。每月由四川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每个断面水质情况进行监测,监测项目为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如出境水质超标程度大于入境水质,将扣罚当地政府的资金用于补偿下游治污。岷江和沱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当地政府采取了经济刺激手段,如2011年对岷江6个横断面水质监测未达标的6个县,采取财政扣款的方式直接处罚。该项政策实施后取得了较大成效。2013年,全省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由2000年的40.3%上升到70.5%,其中沱江流域水质由2000年的全部不达标上升到50%断面达标,岷江流域水质由2000年的47.6%达标上升到55%断面达标。

  (三)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

  为有效推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我省政府制定了《2006——2015年四川省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和《四川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依托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和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促使采矿权人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对己闭坑、己废弃等无主矿山的生态恢复治理工作。采取政府财政拨款,将治理费用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治理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收取标准和影响系数进行了定量化确定。同时,该制度明确了补偿主体责任和补偿对象,对于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和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其他生态补偿实践

  1.增殖放流。我省水资源丰富,水电站开发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但同时会对河流流域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增殖放流作为水电工程生态补偿的重要举措,在我省也得到了大力推广。为解决水电开发带来的鱼类资源衰退,水域环境恶化等问题,我省于2012年开始实施地方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行动。例如,大竹县为补偿水电开发对河内生物环境的不同程度影响,在黄滩河高穴镇河段、东柳河竹北乡河段及支流竹溪河城西乡河段、柳城溪二郎乡河段等天然水域均开展了人工增殖放流行动,把增殖放流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每年都定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当年即投入资金10万元,放流鲢、鳙、草鱼、鲤、鲫等各类鱼种21.4万尾,使黄滩河、东柳河流域沿河城西、黄家、中华、竹北、人和、杨家、清河、二郎、柏家、柏林、高穴、妈妈、欧家等10余个乡镇受益。

  2.碳汇贸易。碳汇贸易,是一种“碳补偿”交易,其基本原理是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技术”,在不改变生产模式前提下,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额度,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国际碳汇贸易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的一种有效途径。我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林业用地和森林蓄积都位居全国前列,为林业碳汇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我省西北部退化土地的造林再造林项目是全球首个基于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CCB)标准的森林碳汇项目,由省大渡河造林局开发。在理县、茂县、北川、青川、平武5个县的部分退化土地上建立多功能人工林2251. 8公顷,第一个计入期20年(2007一2026年),有超过230万美元的碳汇收益,业主方将与项目所在地5个县的12745名农民按照一定比例分成,项目实施区的农民将连续20年获得稳定的碳汇收益,从而开辟了省内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的新途径。

  3.工业园区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紫坪铺水库是成都市重要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其存在限制了上游阿坝州的工业发展。于是成都在金堂县划出了一块区域,建立了成阿工业园区,用于发展阿坝州的工业。成阿工业园成都投资60% ,阿坝投资40 %,利税按成都35 %、阿坝65%分配。通过异地发展工业,阿坝州得到了相应的生态补偿。同时,亚丁、九寨沟、四姑娘山、黄龙等自然保护区都以旅游收入对周边或景区群众给予了补偿,其中九寨沟还通过参股的形式与社区百姓建立了长效生态补偿机制。

  四、我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面临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

  全省部分市县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和系统性认识还不到位,将生态补偿简单化、片面化。比如一些地方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要求看成是欠发达地区单方面的需求,忽略了这是解决全国、全省范围内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环境消耗所产生的补偿问题,是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对资源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一些地区片面地将生态补偿简单地等同于政府的财政补助,忽视了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渠道的建立和自身生态经济结构的构建。

  (二)管理较分散

  生态补偿管理机制不尽完善,多头分散管理现象较为突出。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分别涉及环保、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等部门,这些部门分别承担着生态保护与补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生态补偿一定程度成为“部门”的补偿。以部门分散的生态补偿,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统筹协调,管理职责交叉,在监督管理、整治项目、资金投入上难以形成合力,存在资金使用不到位,生态保护效率低,造成生态保护与受益脱节等现象。

  (三)制度不健全

  从国家层面上看,尚未制定生态补偿方面统一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省也尚未建立专项财税支持体系和分类指导政策。由于制度机制不健全,没有把生态补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除生态公益林补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项目外,多数财政转移支付受惠项目的生态补偿指向并不明确。近年来,尽管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补偿工作,但由于缺乏系统分类补偿制度机制,多是临时性和应急性措施,制度性和规范性不够,难以保障该项工作常态化开展。

  (四)重点不明确

  环境保护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跨区域的环境保护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应该由不同的地区来承担和享有。相关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保护当地的资源环境,在产业发展上受到了制约,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重要生态功能区所在区域的财政补助与该地区所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并未直接挂钩,未能充分体现“谁保护,谁受益”的生态补偿基本原则。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按经济发展程度来确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倾斜,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态补偿的要求,与财政转移支付的最初目标不一致。

  (五)资金难保障

  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两种方式,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是纵向转移支付,即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而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近年来,国家和我省的财政对生态补偿投入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与实际资金需求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地方配套资金、社会资金、信贷资金、国外资金投入量小,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不适应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由于投入不足,我省次级河流综合整治、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等生态补偿项目建设进度滞后,部分生态建设项目工程投资标准偏低、治理措施单一、技术水平较低。

  (六)实施缺标准

  当前的一些政策大多停留在研究探索阶段,尚未建立科学的环境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迫切需要制定自然保护区、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在生态补偿机制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一些难度较大的技术和政策问题,如生态补偿涵盖的范围难以明确、行为主体(补偿支付人和补偿受益人)之间的界限较难界定、生态环境资源损失和受益情况的评判尚缺乏评价指标等问题。从目前对生态方面通过项目投资的补偿情况看,尚未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受损程度、恢复难度和筹资能力,存在“一刀切”的现象,这不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甚至可能加剧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五、我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构建稳定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从当前我省生态补偿实际需求,并结合我省财政发展的现实情况看,在与生态建设相关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形成较为稳定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是可行的。

  1.资源税。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设计中,包括了对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税收入用于生态补偿,符合相关理论。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制度,资源税全额并入预算,与其他资金一起安排使用。为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资源税的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专项用于生态补偿资金,在操作层面上,也较为可行。为此建议我省把资源税留地方部分,划出30%,专项用于生态补偿。

  2.资源有偿使用收益。资源有偿使用,是建立在资源有价这一基本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而生态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其价值除了与表现为生态要素的自身价值(如矿产、水资源)外,还应该包括其外溢的生态效应所体现的价值。因此,资源、环境的有偿使用,其“有偿”的计算办法中,应该包括这部分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所取得的财政收入中,应该包括生态补偿的相关资金。为此,建议在我省资源和环境有偿使用而形成的政府非税收入中划出20%,专项用于生态补偿。

  3.针对负的生态效应外溢所形成的生态惩罚性收入。排污费是典型的生态惩罚性收入,类似这样的行政性收费,还包括了诸如散装水泥基金、墙体改造基金等。这种“生态惩罚收入”,实际上是对生态负效应的弥补,用这些资金,来弥补生产正的生态效应外溢。目前,这类生态惩罚性收入,大多数按专项资金管理。但在这些专项资金中,一些地方都采取了先总量上切出一块,和一般预算收入通盘考虑,再进行专项管理的办法。基于这种状况,建议在这类生态惩罚性收入中,划出15%的比例,专项用于生态补偿。

  4.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的最大组成部分,是土地的级差地租。而这种级差地租,除了其他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生态功能转化为经济功能后形成的。因此,在土地出让金所体现的级差地租中,划出一块用于生态补偿,也是完全可行的,并在在其他省区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验证。为此建议,在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划出5%的比例,作为生态补偿的固定收入。

  (二)拓宽我省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在我省各级政府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中,根据生态补偿的需要,形成了各种不同模式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但由于各地的生态功能定位不同,财政承受能力不同,需要鼓励各地多渠道地筹集生态补偿资金。

  1.建立省级生态补偿奖补资金。为了鼓励各市州县多渠道地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建议建立省级生态补偿的奖补资金。其具体思路是按照各市县筹集的用于生态补偿资金总额,给予10%的奖励,以提高地方政府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积极性。

  2.调动市场资源参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目前,我省的生态补偿机制,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的。但这并不排除除了要充分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形成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

  (1)通过生态成本内置为企业内部成本,实现资源环境有偿使用,通过约束机制,促进企业形成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的资金源。具体思路是:征收生态补偿基金。这一基金,类似于企业的折旧基金,以生态效应或生态要素为计算依据,在企业成本中列支,专项用于生态建设或生态恢复。

  (2)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如减免税、贴息、优惠的政策性贷款等,利用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成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具体思路是:一是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来激励企业投身于生态补偿。如:我们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管理办法,鼓励生态效应受益地的企业向生态效应生产地提供就业机会,生态效应受益地的企业在向外招收工人时,优先安排生态效应生产地的劳动力。对企业吸收生态效应生产地员工达到一定比例的,通过生态补偿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对于几乎全部安排生态效应生产地员工的,参照福利企业的减免税政策标准,在生态补偿基金中,给予相同的补助等。二是在生态效应生产地建设类似于开发区的“生态特区”,生态效应生产地的企业和受益地共同在此发展经济。“生态特区”的经济指标,如产值、GDP等统计在生态效应受益地,产生的财政收入,先由生态效应受益地的财税部门征收管理,再由已经建立的省级财政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功能作用,实现不同市县的分享。三是制定鼓励企业到生态效应生产地投资的相关政策。在各市州县政府的招商引资中,都会出现一些优惠政策。如地处流域上下游的城市,由于经济结构不同,会产生二种完全不同的招商引资政策。为鼓励生态效应受益地企业向生态效应生产地投资,可以考虑这类企业享受生态效应生产地和受益地双重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做法,来鼓励企业向生态效应生产地投资。四是积极引导金融保险机构参与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之中。目前,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开始把贷款的重点,转向了社会事业发展领域,生态保护、生态补偿,也属于他们支持的对象。我省应积极设计相关项目(如生态移民项目),争取金融保险机构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投入。

  (三)建立健全省以下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生态补偿机制,就财政而言可以理解为,生态效应受益地政府委托生态效应生产地生产生态效应,并因此向对方付费的一项制度,实际涉及到政府间事权的调整问题,必然涉及到政府间财力调整。因此,建立健全省以下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实需要。

  1.以增加转移支付因素健全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从目前省以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践看,以何种标准确定转移支付额度是最大难点,也是该项制度进一步健全的制约因素。从理论上讲,生态补偿标准,应以功能区实现生态功能的机会成本为依据,并把这些依据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计算。从实际上看,机会成本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要进行具体计算的难度和弹性很大,且大多无法通过国家统计系统获得相关数据。因此,机会成本的获得,应结合其他经济因素来进行计算。从调研情况看,生态效应的生产地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最后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政府收入能力的损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上。同时,我省省以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考虑生态效应生产而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程度和因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机会成本。因此,建议在省以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生态功能区的国土面积、现代化指数、生态功能区划等因素,作为确定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额度的因素。

  2.以生态共建补偿基金健全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省以下横向转移支付,是指两个或者多个平级政府(如市与市或者县与县)之间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在财政资金上实现的横向转移。目前,我省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尚未建立生态补偿的省以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机械地以某项指标体系来计算横向转移支付额,既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也很难形成双方的共识。二是平级政府之间利益难以协调。为此,建议由流域或者生态区域内的两个或者多个平级政府共同设立生态共建补偿基金。(1)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生态效应受益地政府对生态效应生产地政府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资金;②生态效应生产地政府为确保生态效应的生产而投入的政府性资金;③生态效应受益地政府部门或法人、自然人,以及国内外的捐赠;④生态效应或生态功能外溢后,取得的相关收入;⑤基金本身运行取得的投资收入、利息收入等;⑥其他收入。(2)基金管理。生态共建基金,由相关平级政府的生态补偿委员会负责管理。生态补偿委员会同时承担生态共建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并按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对生态共建基金进行管理。尽管生态共建基金的来源主要是财政性资金,但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在具体管理上,应采取非政府组织基金的管理模式,按照市场化规律进行运行。其具体管理办法,可参照民政部、财政部制定的非政府组织的基金管理办法。(3)使用范围。生态共建基金,主要用于:(1)弥补生态效应生产地生产生态效应投入的不足,(2)对生态效应标准的监测;(3)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4)基金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事宜。

  就当前而言,迫切需要尽快建立长江流域多边生态补偿基金。为解决好长江流域跨区污染问题,避免地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建立长江流域多边生态补偿基金,其资金来源由受益地区按经济总量的一定比例支付。例如,目前三峡库区蓄水至153米后,库区水质良好,主要是因为占三峡库区总水量的85%来自我省,为确保来水水质优良,我省在江河源头区建立了167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8.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8.4%。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这些保护区内不能进行任何开发,因此,长江中下游的受益省市应当对这些地区进行生态补偿。

  (四)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积极探索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科学建立流域和水资源使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水污染物、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在排污总量控制和污染源达标排放的前提下,逐步探索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

  (五)创新我省生态补偿管理体制机制

  目前,全国以及我省现有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最大的矛盾体现在生态补偿管理的部门化与生态补偿责任的地方化。这一矛盾,进一步分析,可以分解为:生态效应是由各生态要素的管理部门管理(如水利、林业、国土资源部门),而生态补偿却由环保部门一家管理,从而形成管理上部门间的矛盾;生态补偿是由环保部门牵头负责,但生态补偿的责任却落在各级地方政府,由于环保部门难以指挥协商政府的相关部门,从而导致管理上的矛盾;生态效应生产地与受益地政府的协商,应由上一级政府作为仲裁部门,但的实际操作中,仅仅由环保部门来进行仲裁,权威性不足,导致管理上的困难。为此,建议我省设立生态补偿委员会,把财政、水利、林业等职能部门,以及生态效应生产地、受益地政府纳入一个平台进行协商,从而化解上述矛盾,使各级政府、各部门能够齐心协力,使生态补偿机制走向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委员会下设生态补偿基金,从而较好地解决生态补偿机制的交易平台问题。生态补偿委员会的职能是:(1)协调下一级政府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如中央委员会协调省际间态补偿问题,省级委员会协调市级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县级委员会协调乡与乡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并为下一级政府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协商机制。(2)以基金的形式,确定生态补偿的交易机制。按照基金管理的模式,管理生态补偿基金。生态补偿基金,由下一级政府(主要是生态补偿受益地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生态补偿生产地政府也可以出资)出资形成,不向法人或自然人收费。(3)对生态效应进行监测,确保生态效应生产地能按生态效应受益地政府的要求,向其提供生态效应。(4)对生态补偿项目或资金进行监督;(5)研究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6)环保局赋予的其他职能。生态补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包括了本级政府环保部门的人员(负责协调、仲裁的功能),以及和生态补偿相关的下级环保部门人员(分别代表生态效应生产地与受益地,就生态补偿问题进行协调)。为了使生态补偿机制更为准确、科学,委员会还可吸收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参加(如水利、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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