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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要警惕“爱国的自大家”和“兽性爱国主义” 检书37

来源:ThinkerBig    发布时间:2018-09-12 21:04:32

作者: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精彩观点


  • 这是真正的独立的中国人的立场:绝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因此,要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但也绝不做本国人的奴隶,因此,要坚决反对任何剥削、奴役与压迫,而且唯有维护了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才能有真正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这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涌动着一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而且我预计这样的思潮还会继续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潮。特别是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民间游行,更尖锐地提出了“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引发了公开的或私下的种种议论和争辩。


这样的争论其实是贯穿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过程中的。鲁迅因此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大概有五个方面。



鲁迅


(一)鲁迅首先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这里有一个故事:鲁迅在去世前特地请三弟周建人向周作人转告他的一个意见。当时北京一些大学教授发起了《救国宣言》签名运动,而周作人没有连署。对此鲁迅是理解的:他当然知道群体的签名,总是有某种表演的成分;而且鲁迅也多次说过,保卫国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一味依靠所谓“民气”来抵御外国侵略。但鲁迅依然提醒周作人:在这样的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自己的鲜明态度。这正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所在:周作人更重视“个体的人”和“人类”的人,而相对忽略“社会的人”和“民族的人”的责任。他最后就是以“救出你自己”为理由,和日本军方合作,堕落为民族千古罪人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存在着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着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当民族国家遭遇外国威胁和侵犯,更应该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丝毫含糊不得的。


从这样的基本观念出发,在钓鱼岛事件上,我认为各个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权利。这就是说,人民必须在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只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充当外交谈判上的一张“民意牌”。这样建立在人民权利、国民(公民)主体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是“现代爱国主义”,而有别于传统的爱国主义。这里的“爱国”与“权利”是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的。



2012年,全国各地掀起“保钓”游行。


(二)鲁迅同时还提醒人们要警惕“爱国的自大家”和“兽性爱国主义”。


关于“爱国的自大家”,鲁迅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收入《热风》,《鲁迅全集》第一卷)里将他们的高论,概括为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 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混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中牛二的态度。

 

我每回读到鲁迅这里的描述,总要联想起当下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论,不禁哑然失笑。


这真是九十年不变:在中国,总是要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拒绝正视自己的真实困境,拒绝向外国学习,拒绝变革,以维护落后为荣,“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鲁迅将这些“以自己的丑恶骄人”的“爱国者”称之为“爱亡国者”(《随感录》,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这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爱国”)拒绝变革,都是一条亡国之路。


鲁迅还提到,“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竭力“赞赏中国的固有文明”,而“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因此“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这样一厢情愿的“同化”梦,同样也是自欺欺人。鲁迅说,那些一味赞扬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是不可靠的;倒是“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忽然想到·六》,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这真是发人深省之言!



爱国主义宣传画


还有“兽性的爱国主义”。这是鲁迅的一个预警:当中国处于被侵略的状态,力求反抗、自卫是有合理性的;但一旦自己强盛起来,转而“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这样的“兽性爱国主义”是万万不可取的。(《破恶声论》,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扬言要确立中国“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大位置上”的“大目标”(见《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时,鲁迅这样的告诫,是不能听而不闻的。


(三)一九三四年,正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威胁之际,鲁迅提出了一个“向仇敌学习”的命题:“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摹仿的。”鲁迅在全国反日高潮中提出向日本学习,正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他也因此被冠以“汉奸”的恶名。鲁迅坦然回应:“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对动不动斥人为“汉奸”的“满口爱国”的人,必须保持警惕,他们中有些人实际是暗中为权势者出力的“奴才”,说不定是“奉命爱国”。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和外国人相处,比如和日本相处?鲁迅曾这样表达他的忧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随感录·四十七》,收入《热风》,《鲁迅全集》第一卷)这确实点到了要害:在中外关系上,在国势强盛时,就陷入民族自大,视外国人为“禽兽”;在处于劣势地位时,就沉沦于民族自卑,奉外国人为“圣上”,我们总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而自大与自卑又是相互渗透的:表面的自大或自卑,骨子里都暗含着自卑或自大。根本的问题,一是不清醒,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和对方;二是如鲁迅所说,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朋友”间平等相处的观念,这背后自有一个“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是特别应该警惕和防止的。



在2012年的“保钓”游行中,多地曾发生打砸日系车的事件。


(四)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常常会引导人们处于非理性的情绪化状态,这其实是蕴含着一种危险性的。这也正是鲁迅的一个深远的隐忧。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就发出这样的警告:“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鲁迅又说,对于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施刃,先前则有异端,奸人,奸党,叛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以至各阶层的人的“怨愤”可以说已经蕴蓄到了临界点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所谓爱国主义的激情其实就是这样的怨愤的表现。问题正在鲁迅这里所说的,“愤火”引向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鲁迅说的,不是“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而且嫁祸于人的罪名,大概就是鲁迅这里所说的“汉奸,洋奴”之类。因此,鲁迅由此发出的呼吁,在今天是更为切实与迫切的:“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侧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杂忆》,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


(五)鲁迅正是这样的富有勇气和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每一次爱国主义的热潮里,都能保持清醒,冷静观察、思考,特别对很容易被表面的热情与热闹遮蔽的危险,有着高度的敏感,并及时向国人发出警告。这里又有一例。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他在《忽然想到》一文里,以“一致对外”为题写了一段小对话:“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一卷)时隔十一年的一九三六年,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掀起反日爱国运动新高潮时,他又写了一段小对话:“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这里一再重复发生的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剥夺他人和本国民众利益的事情,说明了一个规律:每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人要趁火打劫,而统治者尤其要用对外的民族矛盾来掩盖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并由此取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鲁迅提醒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这是真正的独立的中国人的立场:绝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因此,要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但也绝不做本国人的奴隶,因此,要坚决反对任何剥削、奴役与压迫,而且唯有维护了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才能有真正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他的这些话“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历史总会不断重演,这样积淀着前辈血的经验的思想,就具有了足以警戒、启示后人的力量和作用。(作者:钱理群;编辑: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摘自钱理群著作《与鲁迅面对面》,系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发表。其他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欢迎朋友们转发至朋友圈。)


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1月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北京大学毕业,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2002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论北大》《鲁迅九讲》《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我的精神自传》《生命的沉船》等。


图书简介




《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2015年5月


《与鲁迅面对面》为钱理群教授发表“向学术界告别,向青年告别”以后的最新文章结集,是钱理群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之外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是为“退思录”之七。全书纵论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志愿者、中学语文教育创新、农民工、知识分子本分等问题。《与鲁迅面对面》体现了钱理群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把自己“烧在里面”的解剖,以鲁迅为原点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命运与未来,力图超越现实,呼唤生命的意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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