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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台山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来源:yunteng78    发布时间:2017-09-07 18:24:27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自汉代建寺以来,很早就与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随着历代帝王的不断崇建恩赍,亲临巡典,修建道场,五台山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起来。它不仅成为汉、蒙、藏多民族人民心目中的佛教圣地,也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沟通中央与西藏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历代帝王崇建
五台山修建佛寺可追述到汉明帝时期,因山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而建寺,名为大孚灵鹫寺,经过北魏、北齐的扩建,规模渐大。据《古清凉传》载,北齐时五台山有寺庙200多所,朝廷“割八州之税”作为僧众的香火费用。至隋开皇年间,杨坚下令在台山的五顶各置一寺。唐朝李氏于太原府起家,遂将境内的五台山称为“祖宗植德之所”。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閟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寔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1]卷171遂于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数百人。玄宗重修清凉寺,代宗修建文殊殿、金阁寺、玉华寺等。唐代五台山最兴盛时,有佛寺360座,僧尼逾万人。宋太宗敕建五台山太平兴国寺,重修10寺。真宗敕修真容院。至元代,世祖修葺12佛刹,成宗敕建万圣佑国寺。据《元史》记载,元成宗为皇太后在五台山建寺,“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2]392令附近十路为建寺供应所需,影响很大。见于《元史》的还有:至大元年二月,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2]496,“皇太后造寺五台山,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役”[2]505,“至大三年正月,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2]521,动辄发军几千人,可见修造寺庙时的巨大投入。泰定帝敕建殊样寺,赐田三百顷。至明代,明成祖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明武帝敕建铜瓦殿,并于中台顶建寺。神宗万历年间,在五台山建造佛寺尤多,如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圣光永明寺(今显通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等。清代帝王对五台山恩崇有加。顺治敕修菩萨顶,康熙先后修葺寺院20余座,乾隆皇帝修葺演教、望海、灵应、普济、显通、碧山、殊像、镇海等20余寺,光绪年间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
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以及黄庙的建立。元初藏传佛教开始在五台山传播,朝廷遂斥资建造藏式佛塔和藏式寺庙。作为五台山标志的建筑——美丽壮观的大白塔,就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的弟子阿尼哥奉命建造的。这位尼泊尔人曾是元大都(今北京)白塔寺的建造者。此后,作为藏传佛教象征之一的佛塔,如三塔寺塔、恩寺塔、圆照寺室利沙舍利塔等在五台山兴建起来。五台山出现完全的藏传佛教寺院,始于清初顺治皇帝将五台山部分汉族寺院改为“喇嘛寺院”的一纸诏令。喇嘛寺院,即所谓的黄庙。有清一代,五台山黄庙数量最多时有将近30座。统治者刻意选定在五台山修建喇嘛寺院,大力发展藏传佛教,正是利用五台山与藏传佛教所共有的文殊崇拜“因俗以治”,旨在发挥五台山的在民族团结方面重要的沟通作用,从宗教角度建立一条贯通中央与西藏的通道。
二、皇帝巡典
五台山日益显赫的历史地位,还得力于历代皇帝的巡典和恩赍赏赐。皇帝亲巡五台山,始于元代。元成宗、元英宗曾前后临莅五台山瞻礼,开启了帝王巡典五台山之先河。至清代,康熙帝5次巡幸五台山,乾隆帝6次亲往五台山礼佛,使帝王亲巡盛典达到高潮。
除帝王之外,皇太后、太子等亲往五台山礼佛者也为数众多,自元至清都有相关记载,如大德元年(1297)元成宗之母为“兆民求福,幸五台山”;至大二年(1309),元武宗之母往五台山作佛事;燕王等皇太子亲巡五台山等。皇帝派使臣前往五台山礼佛者更多。如唐龙朔二年,唐高宗派会昌寺沙门会赜等人往五台山检行文殊圣迹,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文殊化现图”与《清凉山略传》。随后各种五台山图、志传应运而生。仅敦煌石窟中就有十多幅唐五代时绘制的《五台山图》。志传如唐释慧祥《古清凉传》,宋释延一《广清凉山传》,明释镇澄《清凉山志》,清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等。元世祖派大元帝师八思巴朝拜五台山文殊圣容,并住锡一年之久。自宋至清历代皇帝也多次遣使臣前往五台山礼佛。
历代皇帝及其特使的五台山巡游,赋予五台山皇权的神圣与威仪。这种无尚的荣誉,极大提高了五台山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与历代王朝对文殊崇拜的重要认识有关。他们都有意识地将五台山这一文殊圣境当作凝聚民族心理、维护西藏等边疆安定的重要纽带。
三、帝王恩赍赏赐
历代帝王对五台山的恩赍赏赐,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日常生活用品,二是文化精神物品类,三是蠲免税粮等政策优惠。
1、日常生活用品
历代皇家赏赐五台山,最常见的是金银、布帛、宝珠、彩缎、香烛、锡杖、衣钵、哈达等。其中赏赐最多的是金银,除国库拨银修建寺庙、发帑金修建道场、赏赐布施银、供奉香资外,对寺院住持、诵经僧至众僧的赏赐也是以金钱为主,辅以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如明朝永乐初,“五台山为仁孝皇后资福,事竣,赐白金一千两,彩纱罗绢布二百六十疋”[3]258。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赐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1200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皇上在菩萨顶各殿供金银、龙缎、香烛、哈达;二十七年,又赍送菩萨顶金银、宝珠,哈达,与其他各寺银粮。
2、文化精神物品
主要包括文殊像、经书、匾额、福字、诗文碑记等。
文殊像:在五台山造文殊像较早的记载是在唐代。唐代宗在修文殊殿时,造一丈六尺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至宋代,宋真宗敕修五台真容院,设文殊像。元初大元帝师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朝拜五台山文殊圣容,并铸造千金文殊像,供奉于五台山。明成化十七年,宪宗造镀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尺,敕赐赍送台山文殊寺供养。康熙、乾隆朝造多尊文殊像供养于五台山。
经书:历代皇帝将汉文经书、梵文经书以及贝叶经等赐于五台山寺院。如元世祖时造经敕送台山善住寺,令僧披阅。又“遣使西土求得梵经而归,诏令先印一藏,送台山菩萨顶供养”。明成祖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部分别供于五个台顶。康熙敕赐梵文藏经2部,又遣内务府外郎赍颁全部梵书藏经,分别供奉于菩萨顶和台麓寺。乾隆供奉四寺御书千手千眼佛经各一份,又奉经2部供于菩萨顶。
匾额:历代皇帝赐五台山匾额很多。较早的记载是宋真宗敕修五台真容院,赐额“奉真阁”。明正德二年,武帝赐额广宗寺和演教寺。清代所赐最多,仅康熙一人所赐匾额就多达55块。
除此之外,皇帝赐福字、赐诗、碑文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康熙皇帝,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乾隆供奉菩萨顶福字三方等。
为了促进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帝王的赏赐也有所侧重,菩萨顶等黄教寺庙所获封赏尤为丰厚。清朝廷任命黄教喇嘛阿旺老藏、老藏丹巴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事。康熙敕封老藏丹巴为“清修禅师”,加封“提督五台山番汉扎萨克大喇嘛”,还特赐其龙袍。从这些特殊的恩赐中,可以看出清代帝王为了充分发挥五台山的重要作用所做的努力。
三、皇家祈福道场
在五台山修建道场,为皇家祈福祈寿,可以追溯到隋文帝。隋开皇十一年(591),文帝敕忻州刺史崔震持供于五台顶设斋立碑,供奉文殊菩萨,为皇后、皇妃、皇子祈福消灾。之后,许多帝王标榜孝道,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在五台山修建道场祈求平安长寿。如元成宗为皇太后在五台山建寺,并亲临五台山瞻礼文殊,康熙多次为太后修建祝福道场等。
在宋代,五台山还被当作皇家祈雨之处,与东西北岳等名山并称。如“丁巳,诏:河北、京东、河东、陜西久不雨,可分遣礼官祷于东西北岳、五台山。”[7]7212又如宋元祐五年,冬春无雨,宋哲宗遣礼官于五台山开启谢雨道场,时任尚书左丞的苏颂作《台山等处谢雨斋文》。其曰:“惟善应之无方,召至和而来格。雷雨作解,获沾足于农畴;力穑有秋,遂慰安于民望。”[8]376希望文殊能召来祥和之气,普降甘霖,给辛苦劳作的百姓一个好年景。张商英详记五台山祈雨事:“明年夏六月,以并亢旱,诣山祈求雨泽……癸丑,还至代州,大雨弥日,将槁之功,变为丰岁,商英即以其事奏闻,其略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诣五台山文殊像前及五龙池祈求雨泽。……已而时雨大降,弥覆数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农夫愁叹。及其归也,木麻荞菽,青绿生动,村落讴歌,指俟大稔。’”[9]249
最早明确地将五台山确定为皇家道场的是明正德皇帝朱厚照。他在《五台山广宗寺碑文》中指出:“五台山僧寺,系我圣朝供奉道场,俾番汉僧徒居住,此为祈祝之所。”首次将五台山由重要寺院上升为国家道场,为皇家祈福祈寿,消灾免难;为百姓祈福祈雨,求国泰民安。明朝皇帝多次遣太监诣五台山,修无遮斋,作祝延圣寿道场。清代皇帝于五台山祈福活动更为频繁,特别是康熙朝,为给太后和皇帝祈福,十年之间,在五台山所做道场就有7次,分别是:
二十二年,圣驾巡历清凉山,于佛前供祝保太皇太后福祺衍茂,圣寿无疆。
二十六年,各寺修建祝太皇太后延寿无疆道场。
二十七年,旨差裕亲王于菩萨顶修建报太皇太后慈恩道场。
二十九年,皇太后旨差太监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皇上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
三十二年,皇太子差人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
三十二年,七阿哥差人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
三十二年,皇太后差太监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10]卷2
帝王祈福的另一目的,就是为百姓祈福,求国泰民安。如清顺治十二年(1665)在五台山修建祝国祐民道场四十日。十四年,又在五台山修建祝国祐民道场一百日。康熙三十七年(1698),建护国裕民道场三永日等。作为皇家祈福的国家道场,五台山的名声越来越显赫,其重要地位日益得以巩固。
四、教化私僧之所
在明代,五台山被朝廷确定为私自削发为僧者的服役之所。洪武、永乐年间,统治者对僧道进行规范,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如“榜示僧道禁约”、“黜僧道不通经典”、“清理寺观”、“榜示僧尼禁”、“僧道服制”等等。其中的“私剃遣发输作”一条关于对私剃僧人处罚时,就有以下内容:
永乐六年六月,命礼部移文中外,凡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11]]卷89
《明会典》中提到对容留私自为僧者的惩罚,其曰:
六年,令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做工。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12]卷95
军民子弟仆奴凡私自削发为僧者,发五台山输作。输作,即因犯罪而罚作劳役,私自削发为僧,触犯了明朝的法律,要受到惩除。为此负连带责任的还有两类人,一是私自落发剃度者的父亲兄弟,一是容留私僧的寺院主持。统治者选择五台山作为服役之所的法律规定,客观上为五台山提供了免费的劳动力,是统治者对五台山恩赐的又一表现。这取决于五台山在统治者心目中崇高的宗教地位,也与五台山规模宏大、寺院众多,收容能力强大有关。
综上所述,五台山历史地位的确定和巩固,是建立在历代帝王对文殊崇拜的信仰基础上,进而发展为借宗教形式沟通汉蒙藏各族,达到民族团结,稳定蒙藏边疆地区之目的。无论是历代的帝王崇建与赍赏,还是修建皇家道场、安置教化私僧都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希望发挥五台山重要作用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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